序曲

　　公元619年冬末至620年春，即大业十五年十二月至大业十六年一月，大兴城。

　　凛冬的寒意尚未完全褪去，春风也未能给这座被重重围困的帝都带来丝毫生机。

　　杨子灿的“铁壁合围”战略，如同一只无形巨手扼住了这座城市的咽喉，不仅隔绝了物资，更隔绝了希望。

　　秦岭突围的惨败，消息传回，如同在即将冻毙的躯体上又泼了一盆冰水，连最后一点凭借武力挣扎的勇气都被彻底冻结。

　　突厥人早已满载而归，北上草原，带走了最后一点可以通过交易换取粮食的渠道。

　　四野隋军壁垒森严，旌旗招展，炊烟袅袅，与城内死寂形成了残酷的对比。

　　这座曾经汇聚了天下财富、权力与梦想的巨城，如今已彻底沦为一座孤岛，一座正在进行的、关于人性极限的终极实验室。

　　城内，饥饿是唯一的君主，它坐在昔日杨广的龙椅上，通过空瘪的胃袋，向每一个生灵发号施令。

　　绝望是流通的货币，衡量着生命价值，交易着道德底线。

　　原有的权力结构、伦理纲常、社会秩序，在这口不断加压、密不透风的“高压锅”里，开始发生难以想象的畸变。

　　粮食的绝对匮乏，如同最强烈的催化剂，催生出了一系列超越常人理解、却又在绝望逻辑下自洽的生存策略。

　　大兴城，已不再仅仅是军事和政治意义上的孤城。

　　它变成了一面巨大而扭曲的照妖镜，映照着权力、信仰、身份、记忆在极限压力下的终极形态。

　　四种截然不同，却又在某些层面相互交织的崩溃模式，在这座巨大的、无处可逃的“密室”中，同时上演，奏响了一曲文明崩坏的诡异挽歌。

　　第一镜

　　崩溃的序曲，往往始于一个看似能解决最紧迫问题的“理性”提议。

　　当树皮、草根、观音土都被搜刮殆尽，当易子而食从传闻变成街角巷尾沉默的共识时，一个不知从哪位“智囊”——或许是李密麾下某个绝望的谋士，或许是刘武周军中某个漠视生命的胡人将领——口中传出的方案，开始在高层暗中流传。

　　与其让所有人无序地、混乱地饿死，不如建立一种“有序”的牺牲机制，让一部分人的死亡，换取另一部分人的生存。

　　“每献一人，换期米一斗。”

　　这个提议简单、直接，残酷得令人头皮发麻，却又在绝境中闪烁着一种扭曲的“效率之光”。

　　起初，这还只是各势力内部悄无声息的清洗。

　　行动在夜色掩护下进行，对象是那些被定义为“低价值人口”的群体：

　　年迈体衰、无法作战的老兵。

　　受伤过重、难以愈合的俘虏。

　　手无缚鸡之力、被视为累赘的文官幕僚。

　　以及那些不事生产、只知诵经祈福，此刻却无法变出粮食的僧侣道士。

　　……

　　他们成批地“消失”在营地的阴影里，他们的肉体，被冷酷地计算成维持“精锐”和“首领”生存所需的卡路里和蛋白质。

　　这个过程充满了压抑的恐惧和无声的悲鸣，但求生的欲望压倒了一切。

　　很快，这种内部消化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也引发了内部更大的恐慌和猜忌。

　　于是，这种黑暗的行径从地下走向了半公开，最终，在魏王李密和汉王刘武周的联手推动下，一个骇人听闻的机构被正式提上日程，并在一次由主要势力头目参加的、气氛诡异的“军政会议”上获得通过——“人肉议会”宣告成立。

　　其核心规则，被明确刻在一块简陋的木板上，并悬挂在临时充作议会场所的、昔日某部衙署的大堂之上：

　　各方势力按其“贡献”（即献出的人口数量与质量）获得相应的投票权。壮丁计一票，老弱妇孺计半票，有特殊技能者（如工匠、医师）需额外评议。

　　票数决定城内剩余粮食（主要是之前各家隐藏的、以及后续……‘生产’的）的分配额度。

　　票数亦决定下一个被列入“贡献”名单的个人或群体。提案需过半数票通过。

　　这套规则的出台，标志着一种极致的、将人物化、将生命量化的“理性”邪恶诞生了。

　　政治斗争从权谋、军事层面，直接堕落到了最原始的、关于肉体存续的算术层面。

　　“右武侯大将军”殇，这位李密麾下最强大、也最沉默的将领，在得知此议后，第一次在众人面前露出了剧烈的情绪波动。

　　他闯入李密的营帐，声音因愤怒和难以置信而微微颤抖，那双惯常古井无波的眸子里，燃着冰冷的火焰：

　　“魏王！此举万万不可！”

　　“此非救时之策，乃是自绝于人族，自堕为修罗恶鬼之道！”

　　“我等举兵，初志为何？若行此禽兽不如之事，与那暴隋何异？更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

　　李密彼时已被饥饿、焦虑和对局势失控的恐惧折磨得双眼赤红，颧骨高耸，平日里的枭雄气度被一种偏执的疯狂所取代。

　　刘武周在一旁，带着草原部落对待俘虏的某种漠然，煽风点火道：

　　“殇将军，此言差矣。”

　　“非常之时，行非常之法。人都死光了，还谈什么大义、什么面目？”

　　“活下去，活到最后的人，才有资格书写历史，定义善恶！”

　　李密烦躁地挥挥手，打断了还想争辩的殇：

　　“够了！”

　　“殇，我知你忠心，但眼下已无路可走！”

　　“难道要坐视全军饿毙，让杨子灿不费吹灰之力进来给我们收尸吗？”

　　“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有以后！此事已决，不必再言！”

　　殇，看着眼前这个变得陌生而狰狞的主公，又想起议会筹备会上，那些昔日称兄道弟、如今却为了一点“配额”而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不惜主动指认自己部下“无用”、“浪费粮食”的所谓豪杰们，他心中那片毁灭、消亡和戏谑、滑稽之感更加炽烈。

　　他，当然要把讽刺悲剧演绎得更加合理。

　　他最后深深地看了李密一眼，那眼神复杂无比，有失望，有悲悯……最终归于一片死寂的虚无。

　　他没有再说什么，默默地退出了营帐。

　　那个风雪交加的深夜，寒风卷着雪沫，呜咽着掠过死寂的街道。

　　殇，默默集结了他直接掌控的所有“殇骑”部众。

　　这些忠诚的骑士们，虽然同样面黄肌瘦，但纪律依旧严明，默默地牵出战马，检查装备。

　　他们没有点火把，如同黑色幽灵般在雪地上无声移动，涌向大兴城东门。

　　东门的守军，当然已经全部是殇的嫡系，他们早已准备脱单，整齐地紧跟在那群沉默而肃杀的骑兵之后……

　　殇一马当先，率先冲入了东门门外的风雪与黑暗中。

　　近万殇骑紧随其后，铁蹄踏碎积雪，却奇异地没有发出太大的声响……城外不远处，还有两万沉静等待。

　　最终，他们汇合成一条黑色的冥河，悄无声息地流出了这片正在沉沦的人间地狱，彻底消失在茫茫夜色与历史的长河之中……

　　他们的离去，没有告别，没有宣言，只留下一个令后世无数史家揣测、却永远无法解开的历史悬案。

　　沉重的城门，也生生地打开。

　　从城外吹来的寒风和狂雪，呼啸着席卷进入门洞，扑向瓮城，扑向里巷，扑入漆黑的寒夜……

　　这里，没有警报。

　　殇的离去，如同抽掉了“人肉议会”最后一道可能的制约。

　　这套畸形的“民主”制度迅速渗透到各个角落，其逻辑甚至反过来侵蚀了最核心的权力结构，引发了最血腥的家庭伦理惨剧。

　　唐王府内，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三兄弟之间的斗争，早已因生存资源的极端匮乏而从暗流汹涌变成了公开的撕咬。

　　在“议会”制度的“启发”下，斗争不再局限于权谋构陷，而是直接指向了肉体存在的“合法性”。

　　三兄弟互相指控对方母亲窦氏“血统不纯”，已是最温和的政治攻击，其潜台词冷酷而直接：非纯正血脉，不配继承唐王之位，更不配消耗本集团内部宝贵的生存资源。

　　每一次家庭会议，都变成了生死攸关的辩论，每一份食物分配都隐藏着杀机。

　　李世民，这位历史上的天策上将，在绝境中将他果决、狠辣、善于把握时机的一面发挥到了极致。

　　他清楚地认识到，在“人肉议会”的规则下，内部的“优化”不可避免，与其被动等待被“优化”，不如主动出击，掌握“优化”他人的权力。

　　他暗中联合了依旧忠于他的尉迟恭、侯君集、张士贵等将领，精心策划了一场缩小版、但更加血腥的“玄武门之变”。

　　行动，在一个天色未明的清晨发动。

　　李世民的人马突然发难，目标明确，直指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住处及其核心党羽。

　　战斗短暂而激烈，在饿殍遍地的城市里，这阵刀兵之声甚至未能引起太多关注。

　　最终，李建成、李元吉及其亲信将领，如冯立、李瑗、韦挺等人，在抵抗中被当场格杀或擒获。

　　唐王李渊，被逼软禁，李二掌权。

　　接下来的场景，足以让任何后世的史官颤抖，让任何试图为其粉饰的儒家学者无从下笔。

　　在下一次例行召开的“人肉议会”上，李世民及其支持者，利用手中掌握的唐王集团大部分票数，以及暗中拉拢的其他势力代表，以“优化资源分配，维护联盟整体稳定，消除内部不稳定因素”为由，公然提议将李建成、李元吉一系的核心人员定为“特殊贡献”单位。

　　会场，一片死寂。

　　有人低头不语，有人眼神闪烁带着贪婪，有人面露恐惧却不敢反对。

　　刘武周、王世充等人乐见李唐势力内耗，甚至暗中期待能分一杯羹。

　　最终，提案在一种麻木而诡异的氛围中，以“压倒性多数”通过。

　　当夜，唐王府深处飘出了久违的、却令人作呕的肉香。

　　曾经的太子与齐王，以及他们的部分心腹，成为了维系这个恐怖政权存续的“第一顿皇族宴”。

　　老迈的李渊在得知消息后，呕血数升，指着李世民，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最终昏死过去。

　　醒来后，他精神彻底垮塌，时而痴笑，时而痛哭。

　　李世民顺势将其“尊”为太上皇，实则严密软禁，正式接管了唐王残部的所有权力和资源，自封“监国秦王”。

　　目睹这真正的人间地狱惨剧，李渊的心腹、早已心向杨子灿但一直隐忍未发的武士彟，终于无法再欺骗自己的良知。

　　他找到几个尚有廉耻之心的部下，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利用职务之便，悄然潜出唐王府，消失在了大兴城迷宫般的街巷与废墟之中，不知所踪。

　　如同之前的殇一样，他们的离去，是良心对这片沉沦之地最后的告别。

　　与此同时，以“白守敬”（裴行俨）和“李延寿”为首的原窦建德集团，在利用突厥北归的机会完成了内部清洗和力量整合后，冷静地观察着城内的疯狂。

　　他们认为时机已到，继续留在这里与这些疯子为伍，不仅毫无意义，更是对自己和麾下将士生命的极度不负责任。

　　他们果断宣布脱离延兴朝，打出归顺大业的旗号，有序地向潼关方向的隋军投降。

　　他们带去的，不仅是数万尚有战力和纪律的军队，更是延兴朝内部道德彻底沦丧、秩序完全崩坏的第一手血腥证据，为杨子灿最终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说实话，就是杨子灿设计的“表率”——认清现实，投诚服膺，光明之路。

　　大业之隋，才是天下正统和唯一希望。

　　早已接到杨子灿密令、一直在等待时机的“西秦霸王”薛举，也终于等到了公开行动的指令。

　　他率领本部尚且齐整的兵马，浩浩荡荡开城而出，径直投向隋军阵营。

　　他的“反正”，如同在已经倾斜的破船上又砸开了一个大洞，极大地动摇了还在城内坚守的其他势力的军心，也标志着“人肉议会”所能控制的资源和范围正在急剧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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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当郑王王世充和燕王罗艺这两位自诩枭雄、还幻想着能坚守待变，或是等待某种不可能出现的奇迹（比如杨子灿突然暴毙，或者隋军内部生变）时，大兴城内的人口已因这残酷的“民主筛选”而急剧减少。

　　生存压力似乎暂时得到了诡异的缓解，但这座城市，已然建立起一个以《米肉宪章》为核心纲领的恐怖政体。

　　一块粗糙而巨大的石碑被立在曾经的皇宫前，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刻着议会的基本法则和几次重要的“贡献”记录，成为后世所有研究极权主义、黑暗政治哲学的学者无法回避的、带着浓重血腥气的黑暗原型。

　　这座石碑，仿佛在无声地嘲讽着：当生存成为唯一目的时，人类可以创造出何等“高效”而恐怖的制度来自我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