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一年，三月。

　　上海的雨，从来都不讲什么道理。

　　淅淅沥沥的水帘子从灰蒙蒙的天上直往下砸，砸得法租界的梧桐叶啪啪作响，砸得霞飞路上的黄包车夫缩着脖子骂娘，也砸得街角那间不起眼的小茶楼窗棂上，水珠子一串串地往下淌。

　　茶楼二楼，靠窗的暗间。

　　一个年轻人独坐在桌前，面前摆着一壶龙井，茶水早就凉透了。

　　他看上去不过十八九岁的年纪，穿一身半旧的中山装，肩膀笔挺，腰板端正，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军校生特有的凌厉劲儿。但他的眼神却不像同龄人那么毛躁——沉静、内敛，偶尔闪过一丝让人捉摸不透的锋芒。

　　他叫郑耀先，黄埔军校

　　但他没有回头，甚至连脊背都没有绷紧。他走得很平稳，仿佛只是在散步。

　　地下室不大，灯光昏暗，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儿和淡淡的血腥气。正中间摆着一张红木桌，桌后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穿着考究的藏青色中山装，手里捏着根烟，目光像刀子一样直直地扎在郑耀先脸上。

　　这是考核官，据说是戴笠的心腹之一。

　　那个油纸包已经被打开了，摆在桌上。

　　“你叫郑耀先？”

　　“是。”

　　“黄埔六期？”

　　“是。”

　　“这颗脑袋，你说是你砍的？”

　　郑耀先点头：“三天前，在苏州河边的一间仓库里。他试图逃跑，我拦截住了。”

　　考核官吐出一口烟雾，没有说话。

　　沉默像一把钝刀子，慢慢地割。

　　然后，地下室里忽然多了四把枪。

　　四个彪形大汉不知从哪个暗门里钻出来，黑洞洞的枪口直指郑耀先的脑袋。

　　“你知道这脑袋的主人是谁吗？”考核官的声音忽然冷了下来，“他是共产党的联络员。你一个黄埔的学生兵，怎么知道他在哪儿？你怎么找到他的？你跟共产党什么关系？”

　　考核官猛地一拍桌子：“说！你是不是共产党派来的死间？！”

　　上下牙关咬合的力度正好让太阳穴的青筋若隐若现，但郑耀先的身体没有任何不自然的晃动。

　　他甚至笑了。

　　不是那种硬撑出来的干笑，而是一种带着几分嘲讽、几分不屑的冷笑——就好像有人在他面前说了一个极其愚蠢的笑话。

　　“你说我是共产党的‘死间’？”

　　他的目光直直地迎上考核官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

　　“要是共产党有本事派我来送死，那共产党就不是共产党了——那是阎王爷。”

　　“我郑耀先，湖南人，黄埔六期步科，毕业考核全科甲等。论枪法，同期前三。论战术，教官亲自点名嘉奖。我要是共产党，我至于跑到你们这个破地下室里来受这窝囊气？”

　　他往前迈了一步。

　　四把枪的枪口攥紧了。

　　他毫不在意：“我来，是因为我恨。我恨他们。”

　　他伸手指向桌上那颗首级，声音骤然凛冽：“一·二八的时候，十九路军在前面拼命，这帮赤色分子在后面搞什么？搞罢工！搞破坏！搞他妈的工人运动！弟兄们的血还没凉透，他们就在背后捅刀子！”

　　他一拳砸在桌面上，眼眶微微泛红：“我有两个同学，死在闸北。子弹不是日本人打的，是他们自己人放的冷枪！”

　　考核官被他这股子凶悍劲儿震了一下，下意识地往后靠了靠。

　　“你……”

　　“你要是不信，大可以把我毙了。”郑耀先退后一步，张开双臂，“毙了我，你们特务处少了一条能咬人的狼。不毙我？那就给条路走。”

　　“我郑耀先，只跟着能杀敌的人干。”

　　地下室里安静了足足十秒。

　　考核官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忽然抬手，示意打手们收枪。

　　枪口慢慢放了下来。

　　郑耀先面色如常，但攥在裤缝里的手指，指节已经泛白了。

　　他知道自己赌赢了。

　　至少第一关，过了。

　　考核官掐灭了烟头，忽然露出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笑。

　　他站起身，走到地下室最里面的墙壁前，伸手拉开了一道厚重的幕布。

　　幕布后面，绑着一个人。

　　那个人浑身是血，脸被打得肿成了猪头，一只眼睛已经睁不开了。但另一只还能看见的眼睛里，还残存着一丝不屈的倔强。

　　郑耀先的瞳孔猛地一紧。

　　他认识这个人。

　　不——他不仅认识。

　　这个人，是他入党时见过的一位同志。

　　考核官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带着一股子阴恻恻的寒意：

　　“既然你郑耀先这么恨共产党——那就给老子一个痛快的。”

　　一把勃朗宁手枪被塞进了他的手心。

　　“毙了他。”

　　“现在。”

　　“当着所有人的面。”

　　郑耀先握着那把勃朗宁，枪管的金属冰凉彻骨。

　　他看着椅子上那个血肉模糊的人，对方也在看着他。

　　满是血污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又没发出声音。

　　地下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钉在他身上。

　　等他开枪。

　　或者——露出马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