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的时候，郑耀先没有回宿舍。

　　他在办公室里坐了一整夜。桌上摊着高洪桥送来的照片，一张一张地排着。陆敏华的尸体，电台，复写纸，那粒碾碎的氰化钾胶囊残渣。

　　沈越推门进来的时候，看到六哥靠在椅子里，眼睛半睁半闭的，手边一杯茶早凉透了，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六哥，你一夜没睡？”

　　“睡了，做了个梦。”郑耀先把茶杯推到一边，“梦见在南京钓鱼，钓上来一条，鱼嘴里还咬着另一条鱼。”

　　沈越听不懂这话什么意思，“噢”了一声，转身去给他倒热茶了。

　　郑耀先等沈越出了门，才站起来，走到窗前往外看。

　　弄堂口的梧桐树上有几只麻雀在叫，早晨的阳光把树叶照得亮堂堂的。卖豆浆的推着板车从弄堂口经过，吆喝声从远处一截一截地飘过来。

　　他想了一夜的事。

　　陆敏华死了，但他死前那五个字像一根针扎在脑子里，怎么也拔不出来，

　　不止我一个。

　　苏玉。

　　郑耀先拿起外套出了门。

　　他没有坐车，而是步行走到了百乐门附近，不是去百乐门，而是去了百乐门后面隔了一条巷子的一家馄饨馆。

　　宋孝安在馄饨馆门口的石阶上蹲着抽烟。

　　看到郑耀先走过来，他慌忙站起来。

　　“六哥？你怎么来了？”

　　“找你有事。”郑耀先拉了把条凳坐下来，从宋孝安的烟盒里抽了一根点上，“坐。”

　　宋孝安在他对面坐了下来。他的脸上带着一种莫名的心虚，和前两天郑耀先给他钱时候一样的心虚。

　　郑耀先没有寒暄。

　　他直截了当地说了三件事。

　　宋孝安推门进来的时候身上带着一股子酒气。

　　他从门口走到苏玉面前用了三步，每一步都晃了一下。袖子上有一块湿迹，衬衣的第二颗扣子解开着，露了一截锁骨。

　　苏玉回头看了他一眼，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又喝多了？”

　　“没多，就……就三杯。”宋孝安靠在了化妆台边上，歪着头看她，眼神有些迷离，“苏玉，你长得真像一个人。”

　　“像谁？”

　　“像我老家一个姑娘。”他的声音含含糊糊的，像是酒劲上来了不太控制得住嘴，“小时候一起在河边捞虾的……你别管了。”

　　苏玉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擦脸。

　　“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晚？出什么事了？”

　　“嗐，别提了。”宋孝安一屁股坐在化妆间的小板凳上，手里还攥着一个酒壶晃来晃去，“站里出了大事。查账的那个姓陆的跑了，六哥气得拍桌子，说要彻查，还说过几天要对法租界几个赌窝子下手，让我们这几天都别休息了。”

　　苏玉擦脸的手不动了。

　　只停了半秒，

　　然后她又若无其事地继续卸妆。

　　“什么赌窝子？”她的语气轻描淡写的，像是随口接了一句话。

　　宋孝安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条在她眼前晃了一下，又迅速塞回了兜里。

　　“机密，不能说，说了我就得吃军法了。”他呵呵笑了两声，“不过你放心，跟你没关系，都是法租界那几个大赌庄的事儿，收保护费的、开老虎机的，一锅端。”

　　苏玉嗯了一声，低头继续擦脸，没有再追问，

　　但她在凡士林罐子旁边多放了一样东西。一个极小的笔记本，比指甲盖大不了多少，封面和凡士林罐子的颜色几乎一模一样。如果不仔细看，根本分辨不出来。

　　宋孝安看到了。

　　他什么也没说。

　　他低着头，盯着自己的鞋尖。酒壶在他攥着的手里微微发抖，那不是醉酒的抖，是一个人把心活活掰成两半时候的抖。

　　他喜欢这个女人。

　　从第一次在后台见到她那张脸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完了。那张脸让他想起了十五岁时在村口白杨树下等人的自己，想起了他走的那天那个姑娘追着卡车跑了二里地最后蹲在路边哭的样子，

　　但他更知道，面前这个女人的手上有枪茧。

　　她不是他的白杨树。

　　她是从南京飞过来的一把刀。

　　宋孝安站起来的时候踉跄了一下，他扶着门框稳住了身子。

　　“我走了，明儿个再来看你。”

　　“慢点，”苏玉在他背后轻声说。

　　宋孝安没有回头。

　　他走出百乐门后门，在巷子口站了很久。巷子里的风卷着落叶从他脚边吹过去，秋天的上海夜里已经开始凉了。

　　他把拳头攥了又松，松了又攥，

　　然后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大步走了。

　　他的脚步声在石板路上一下一下地碰着，越来越远。

　　当天深夜。

　　苏玉回到亭子间之后，从凡士林罐子旁边取过了那个指甲盖大小的笔记本，在上面快速写了几行蝇头小楷，

　　然后她把笔记本裹进一卷旧报纸里头，推开窗户，轻轻放在了窗台外面的排水沟盖板上。

　　两个钟头后，一个穿黑布褂子的人摸黑取走了那卷报纸。

　　消息沿着调查科在上海的秘密传讯网，以十二个小时为周期和中转节奏，开始向南京方向流动。

　　高占龙即将收到他期盼已久的“惊喜”。

　　而这份“惊喜”的真实内容，将在四十八小时后让调查科南京总部陷入一场史无前例的内部清洗风暴，

　　与此同时。

　　法租界贝当路附近的一间亭子间里，程真儿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窗外的巷子里响起了三声短促的敲击声。间隔一秒，再三声。

　　那是紧急联络预案。

　　只有一种情况才会启动这个预案：最高级别红色密电。

　　程真儿三十秒内穿好衣服，从枕头底下取出了那部藏在书脊里的微型接收器。

　　耳机里传来一段极其简短的电报。

　　她一边听一边译，脸上的血色一点一点地褪了干净。

　　电文只有三句话。

　　“苏区有叛徒出逃，目标上海。手里掌握极密名单。”

　　程真儿闭上了眼睛。

　　窗外的月亮躲进了云层里。法租界的路灯在雾气中变成了一团模糊的黄光。远处有一只野猫在叫，叫声凄厉得像女人的哭泣。

　　暴风雨，才刚刚开始。